不合格党员滞留在党内，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，应该说上下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。问题是，对这样一个明白不过的道理，不少人说起来能言善道，做起来却“雷声大，雨点小”，不合格党员出口不畅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。党员的素质决定党员的先进性。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就是要把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党，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，保证党员队伍的先进纯洁。本文拟按“三个代表”的要求，就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作些分析探讨。

　　一、问题的提出

　　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，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，循序渐进地向城市推进，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这是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方式的重大变革。市场经济催化人的“三观”迅速发生变化，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党员的就业方式等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党员的教育管理遇到了许多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不合格党员的处置工作情况更加复杂。主要是：

　　㈠伴随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，党员的流动性增加，就业方式多样化，党员队伍结构和党员队伍建设呈现许多新特点，同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、新问题。

　　在农村，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，党员的从业方式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相对固定形式，而是呈现种植、养殖、经商、办厂、务工等多轮驱动，齐头并进的态势，形成了个体户、私营企业主、中介组织、务工、企业股东等不同社会阶层。从业形式的改变，带来观念上的更新。不同阶层党员的价值观不尽相同，且体现先进性的特点也各有千秋，表现不合格的特点也各不相同。这对组织界定党员不合格标准，处置不合格党员增加了新的难度。

　　在企业，以明晰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改革，改变了过去企业与职工约定俗成的不变关系，转为以契约为保证的灵活可变的方式。企业与职工的关系自然成为雇主与被雇用的关系。企业员工的行为方式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在改制过程中，一大批自愿与企业解除合约的职工走向自行创业的路子，期间包含失业党员和自谋职业党员。由于改制带来的连锁反映，出现了诸如“口袋”党员，“三不”党员的问题，对其的管理出现“无人管”、“无法管”、“不愿管”和“管不着”的新情况。基层组织常遇到处置的标准难以把握，启动组织处置程序进退两难的尴尬。

　　在行政机关，以转变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，要求公务人员主动作为，自觉地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，努力服务于经济主体和人民群众。但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，由于制度的不完善，对公务员行政作为的规范统一要求不是很明确，界定不清，尤其是服务质量与水平不高等尺度难以把握，缺乏可操作性的标准，很难对不合格党员实施处置。

　　㈡《党章》和《条例》等对不合格党员的界定标准比较原则，面对党员建设出现的新情况，解释不合格党员需在尊重根本大法与准则的基础上，细化不合格党员的处置标准。

　　对不合格党员的处置，必须以《党章》和《条例》为依据。但由于《党章》、《条例》等虽对不合格党员的标准作出规定，但衡量标准难把握，操作性不强，最主要的是标准过于原则，定性多、定量少，柔性多、刚性少，伸缩性比较大。比如《党章》规定：“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，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，或不交纳党费，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，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。”这样的定量规范很少，而较多的则是像“缺乏革命意志，不履行党员义务，不符合党员条件……应当劝他退党”等定性规定，在实际工作中就很难把握。何况，在“四个多样化”特征日益明显的今天，各行各业、不同社会阶层党员不合格党员的具体表现也不尽一致，不是几句原则性的话就能解释清楚的。要确保这样一项严肃的工作变得易于操作，又符合《党章》要求，很有必要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处置办法，尤其在定量上作出相对易于理解且明确的标准，使疏通出口、确保党员队伍先进性的处置工作更加透明化。

　　我们以农村党员为例，对《党章》的这一规定进行一些深入分析。按理，前面引述的《党章》规定，党员的行为只要符合一个条件就应该处置。可实际情况是，农村相当一部分党员外出打工或经商办厂，而打工单位多半没有建立党组织，当地对流动党员的管理也没有形成制度或没有作硬性要求。作为党员自身，如参加一次组织生活，从几百里，甚至数千里外赶回，显然是不现实的，就是组织上分配其工作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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